*｡下午茶°•. ✿

版权声明：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
http://atea.blogbus.com/logs/62685561.html

     俗话说，开店容易守店难。杨二嫂年轻时“在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”。 她长相漂亮被人们称作“豆腐西施”，可她呢？还是“终日坐着”。可见她是安分守己而又勤奋守店的正经女人。 
    她“涂着白粉”，意在向人们显示“我就是因为吃了豆腐，才长得这么白嫩”。这与现在的保健美容商品广告没有什么区别？于是，“因为伊，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可见她又是个精明能干、善于做生意的人。正因为她店里的买卖好名气大，认识她的人多并且还抱过“我”，所以当“我”对她“统忘却了”的时候，她就“显出鄙夷的神色，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，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”。而我对她所以“并未蒙着一毫感化”只不过是因为“我”那时还只不过是个向往于捕鸟、刺猹、拣贝壳的小孩，对大人的事毫无兴趣罢了。 
    再说，就二十年前农村的经济情况分析，作为地主阶级的“我”家的情况就不必说了，就连农民出身的润土的父亲为了保住五行缺土的儿子，竟能有条件给他套上明晃晃的银项圈，而且从小润土的穿着和脸色上，都可以看出他的家境起码是过得下去的。润土的家境尚且如此，作为乡镇市民的杨二嫂应该比他家过得好些吧？用得着为维持生计出卖色相吗？ 
    另外，小说意在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农村经济日益凋敝，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社会现实。为此，作者有意塑造了润土和杨二嫂两个典型形象。在写作上有主次之分，但显示主题的作用是一致的。即“饥荒、岢税、兵、匪、官、绅”，不仅使善良忠厚、勤劳朴实的润土“总是吃不够”，而且，把精明能干、安分守己的“豆腐西施”也折磨成尖酸、刻薄、贪小便宜的“细角伶仃的圆规”，从而更广泛更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说杨二嫂年轻时有“被侮辱”的“耻辱”，不仅证据不足，而且与小说主题勃。 

     传统观点认为，杨二嫂是辛苦恣睢的典型。但小说里，“辛苦展转”、“辛苦麻木”明指“我”和润土，“辛苦恣睢”却市泛指“别人”。这“别人”就 一定是指杨二嫂吗？ 
     如上所述，杨二嫂势力、尖刻、泼悍，充满了市侩的恶性。她和润土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物性格，“因为两人的生活状况不同，所以口吻和举动也大异了。”但也应看到，杨二嫂当面讨木器，比起“说是买木器，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”，多少还有点“光明”的意味。说她贪婪、自私，也只是表现在塞手套和拿狗气杀两件事上。至于对灰堆里碗碟的议论，只是错误判断，难说是故意并且是故意地诬陷。单评这些，就说杨二嫂是“辛苦恣睢的典型”未免苛刻。 
    “我”对杨二嫂的自私和恶习是采取批判态度的，但对杨二嫂等人的遭遇是同情的：母亲去看住看木器得人，“我”未跟随；杨二嫂向“我”讨木器，“我”如实解释；明明看到杨二嫂将母亲的手套塞在裤腰里，“我”只是“默默地站着”；船上母亲提及杨二嫂拿狗气杀一事，“我”未做理会。那么，“我”怎么会因为她拿了自家的一点东西就把她说成是“辛苦恣睢而生活”的人呢？ 
    “我”这次回乡，感触最深的是润土的变化。他的话语把“我”从故乡的小背景带进了广阔的社会大背景：“多子、饥荒、苛税、兵、匪、官、绅，都苦得他像个木偶人了。”这种叹息，正是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揭示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根源。正是这群兵匪官绅，各霸一方，混战不已，无休止的捐税，“没有定地要钱” ，把广大农民苦得像木偶人，他们才是放纵、凶暴（恣睢）的人呢。 
     再从“我” 渐离故乡的感受来看，宏儿的问话，“认真回答”；母亲提及杨二嫂，“我”未做理会；故乡和老屋的远离，“我”“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”。“我”在想什么呢？难道是在想“别人”杨二嫂吗？ 
    “我躺着，听船底潺潺的水声，知道我在走我的路，。我想：我竟与润土隔绝到这地步了，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，宏儿不是还在想念水生么。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，又大家隔膜起来……染，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，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，也不愿意他们都如润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，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。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。” 
试想，此时此刻，“我”还有心情会想起早已“统忘却了”的、现在又没有什么好印象且“无话可说”的杨二嫂吗？

    《故乡》里杨二嫂这个人物，人教社编写的《教学参考书》是这样说的：“作者对她身上的各种恶习是取批判态度的，所以用了漫画的笔调，绘其形，摹其声，然而作者对其处境也是同情的。”根据这种说法，杨二嫂似乎是个反面人物。对这样一个人物，究竟应该怎样认识？  
    其实，杨二嫂和闰土一样，“二十余年”后，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当年她“终日”坐在豆腐店里，可见她原是很本分的；人们都叫她“豆腐西施”，这只能理解她生得标致，别无它义；至于“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”，更不能理解为她本人有什么过错。可“二十余年”后，她却变成“细脚伶仃的圆规”，竟“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”，还借口有功，拿走了“我”家的狗气杀。不难理解，杨二嫂这种变化和闰土的变化一样，也是那样的社会造成的。作者写杨二嫂和闰土不同的变化，显然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时的农村日益衰败、日趋破产，从而揭示出广大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社会根源。可见作者塑造杨二嫂这个艺术形象，意在映衬闰土。  
    闰土是个农民，他深切地感受到生活非常“苦”，“却又形容不出”；他对小时候的好友，二十余年后由于意识到身分不同，竟称呼起“老爷”！杨二嫂是个小工商业者，她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虽不像闰土那样深，但她却看到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，讨三房姨太太，坐八抬大轿；她甚至悟出了一条规律：“愈有钱，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，愈是一毫不肯放松，便愈有钱……”（尽管这是她出于误会“我”而说的）。表现出她对不平的社会现实，敢于泼泼辣辣、无所顾忌地控诉，这却是老实巴交的闰土所不具有的性格。可见杨二嫂这个人物，又是对闰土形象的补充。  
    闰土与“我”之间，以及杨二嫂与“我”之间，都存在着深深的隔膜，尽管其隔膜的情况不同，但都使“我”受到震撼——觉得“四面有着看不见的高墙，将我隔成孤身，使我非常气闷”。  
    当然，作者对闰土这个人物完全是同情；对杨二嫂这个人物则是“哀其不幸”，既同情，又鞭挞，但决不是作为反面人物来刻画的。  
    从作品的结构来看，写杨二嫂分明是为下文写中年闰土作铺垫。杨二嫂的形象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。